如何正确解读从CSR到ESG的延续与转变？

 

 

近年来，ESG逐渐在全球普及，但在ESG火热之前，CSR是资本市场聚焦商业向善的核心概念。同样从商业向善的理念出发，相比于CSR，ESG主要产生了从模糊到清晰和从自发到联动两方面转变。本文阐述了CSR和ESG的发展历程与二者的区别，以及从模糊到清晰和从自发到联动两方面转变给重视信息披露、推动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影响，最后总结从CSR到ESG的趋势对企业、投资者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近来，中国资本市场越发关注ESG，新浪财经ESG频道、财新ESG 30人、ESG投资前沿论坛等各大媒体和行业会议对其踊跃讨论，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以ESG为主题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等创新产品也层出不穷。

 

ESG指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及管治(Governance)，由联合国最先提出，被投资者规避风险和商业向善的理念所驱动，逐渐在全球普及。而在ESG火热之前，资本市场聚焦商业向善的核心概念，是CSR。CSR是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业社会责任）的简写，学者卡罗尔（Carroll）将其定义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了在特定时期内，社会对经济组织经济上的、法律上的、伦理上的和自行裁量的期望。”同样从商业向善的理念出发，为什么在CSR出现之后，资本市场又出现了ESG的新概念？相比CSR，ESG提出了哪些新的视角和观点？我们参考了主流市场讨论CSR和ESG的多篇报告、文章及论文，梳理了CSR和ESG的概念演进关键节点，从而直观比较CSR和ESG二者的区别。我们发现：CSR和ESG共享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并且二者的实践主体都是企业。但是，CSR主要由企业管理者的自主决策驱动，而ESG则聚焦了投资者的高度关注。ESG搭建起了投资者和企业联动的桥梁。因此，从CSR到ESG，主要产生了以下两方面的转变：

 

1、从模糊到清晰：投资者为了评估企业价值，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进行了更加清晰的界定和要求，并按E、S、G三个要素形成了趋同的规范，政府也愈加重视。ESG等非财务信息披露日趋重要。

 

2、从自发到联动：投资者基于ESG的投资行为能够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从而形成了价值闭环，企业更加积极地创造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价值。ESG正推动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下文将先分别梳理CSR和ESG的发展历程并比较二者的区别，再详细阐述从模糊到清晰、从自发到联动的转变对重视信息披露、推动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影响，最后总结从CSR到ESG的趋势对企业、投资者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CSR的发展历程

 

企业家福特曾经说过，一个好的企业和一个伟大企业的区别在于，一个好的企业可以向社会提供好的产品、好的服务，而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提供好的产品，好的服务，还要尽自己的努力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企业为什么要关注社会责任？针对这个问题，人们经历了长久的探讨，共识也一直在变化。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其萌芽最早可追溯到古代商人积极贡献社会公益的行为。世界上中古时代最长的梁式石桥，中国福建泉州安平桥，便是宋代黄护、黄逸等一众富商为了便民便商所参与修建的。

 

而针对现代商业公司的CSR概念，最早是由博文（H. R. Bowen）在二战之后提出。

 

其时，博文观察到了在资本主义浪潮下大型公司对经济、社会、环境所拥有的极大影响力，因而在其1953年的著作《商人的社会责任》中提出：” 商人有义务按照社会所期望的目标和价值 , 来制定政策、进行决策或采取某些行动 。

 

其后，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企业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践行CSR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两种观点值得关注——“股东价值论”和“利益相关者论”。

 

“股东价值论”认为公司的第一要务是确保股东的利益，确保资本供给者可以得到其理应得到的投资回报。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指出，企业有且只有一种为增加利润而开展活动的社会责任。

 

“利益相关者论”认为公司不能单纯以实现股东利益为目标，而应把股东利益置于与利益相关者（如借款人、国家、管理者、员工、供应商等）相同的位置上，即公司所要实现的是包括股东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1984年弗里曼在《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中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回答了企业应该对谁负责、如何负责、如何管理的问题，从此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管理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虽然学术界对CSR尚存争论，但在大型跨国公司对社会愈显重大的影响和频发的环境保护、支持人权、反战等运动的影响下，推动CSR逐渐成为了国际组织、公共舆论、商业企业在实践中的共识。

 

1999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 安南（Kofi Anan）倡议，呼吁全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做良好企业公民。他的建议不仅得到国际工会组织的坚决支援，而且取得了企业界和国际雇主组织的积极回应。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于2000年在联合国总部成立，是世界上最大的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组织。200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1976年制定、34个国家签署的《跨国公司行为准则》（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进行了修订，将其重点放在了可持续发展上，并包含了国际劳工组织所有的核心劳工协议，这表明新修订的准则更突出对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指导。

 

2001年，欧盟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欧洲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条件》绿皮书。绿皮书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从主动性出发，把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纳入到企业活动中以及利益相关者关系中的一种构想”。

 

随后，一些大型跨国集团公司也开始行动起来，倡导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及推动可持续发展。巴黎欧莱雅于2006年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集团战略确定下来，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指出：降低生产每一个成品所需要的用水量和耗电量(环境效率指标)，提高在环保和安全领域中所有关键绩效指标(KPI)上的表现。

另一个例子是联合利华。

 

2000年至2009年，联合利华开始进行组织和战略转型以确保可持续企业的属性。在这期间，健康研究中心成立，16000种产品通过营养增强项目进行了反式脂肪、饱和脂肪、钠和糖水平评估。2009年，联合利华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为80000个孩子提供了将近1700万份校餐。

 

经过多年的推广和实践，2010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发布了一套自愿性标准ISO 26000社会责任指南，是CSR发展的重要里程碑。ISO 26000从共同体参与与发展 (Community involvement and development)、 人权（Human rights）、 消费者问题（Consumer issues）、劳动实践（Labour practices）、 公平的运营实践（Fair operating practices）、 环境（The environment）、组织治理（organisational governance）七个方面阐明社会责任的定义，并帮助组织将 CSR 原则转化为实际行动。

 

该标准针对所有类型的组织，无论其活动、规模或地理位置如何。而且，由于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主要利益相关者为制定 ISO 26000 做出了贡献，因此该标准代表了国际共识。

 

然而，ISO 26000每一稿都对社会责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定义，有的针对相关术语范围进行重新界定，有的针对社会责任的定义进行斟酌修改，但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何种形式的修改，各利益相关方都较难对社会责任的定义达成完全一致。

 

 

 

ESG的发展历程

 

目前，投资者及企业越来越重视ESG表现，认为其可直接影响到公司的信誉、价值及投资前景。根据GSIA 2020年发布的最新报告，全球主要资本市场ESG（整合）投资于2020年达到了约25.2万亿美元，比2018年增长了25%。在此驱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发布ESG报告，并将ESG因素纳入运营体系。

 

ESG概念源起于投资者对CSR的关注。由于20世界六七十年代在欧盟逐渐兴起的环保运动，反战、反歧视等人权运动，公司治理引发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等，投资者逐渐意识到企业的CSR表现可能会影响其投资收益。但是，CSR标准的模糊与主观性使其难以量化为对企业的价值评估。因此，投资者们开始系统性归纳对投资回报产生重要影响的非财务指标。

 

200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UNEP FI）联合其它机构首次明确提出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三大要素，并认为其是影响股东长期利益的重要因素，ESG成为系统化考察投资标的非财务因素的标志。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写给55家头部金融机构CEO的邀请信中，明确提出了开展ESG投资的建议，并邀请这些CEO们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拟支持成立的一个倡议组织。

 

2006年，该组织成立了。联合国支持的责任投资原则组织发布了责任投资原则（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ing，简称PRI），该原则致力于推动各大投资机构在投资决策中纳入ESG指标，帮助PRI的签署方提升ESG投资的能力并在实践中规避风险，优化投资表现。ESG投资由此开始被广泛研究和运用。在PRI发布的两年后，高盛（Goldman Sachs）基于ESG研究框架推出了高盛可持续权益资产组合，并计划在未来10年把7500亿美元的融资、投资和咨询活动锁定在9个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和包容性增长的领域。瑞银（UBS）、贝莱德（Blackrock）和汇丰（HSBC）等全球知名金融机构纷纷开展ESG投资的实践。瑞银集团将可持续投资作为私人客户进行全球投资的首选解决方案。在瑞银全球财富管理业务管理的2.6万亿美元资产中，有4880亿美元资产以基于ESG的方式管理。

 

2020年，贝莱德推出了93个新的可持续投资方案，帮助客户将390亿美元的资金配置到基于ESG的投资策略。

 

汇丰则直观列出ESG产品，包括晋达环球环境基金、联博美国可持续趋势基金等9种单位信托基金，以及由Apple、LG等知名公司发行的4种债券，引导投资者进行ESG投资实践。

 

截至2021年7月31日，全球范围内签署PRI的机构总数为4197家（资产所有者629家，资产管理者3109家，服务商459家），中国有67家机构签署了PRI。在未来，一方面，随着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门槛降低和我国养老金与社保金等长期资本入市，ESG投资在中国可能迎来快速成长期。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陈文辉2020年1月8日在“2021《财经》(博客,微博)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上表示社保已经在2019年于境外市场进行了ESG投资策略的试点，并在2020年成立了ESG投资专项课题组展开研究，将会在未来积极拥抱ESG投资。

 

另一方面，随着“双碳”目标的不断临近，践行ESG投资，正成为基金经理获取长期财务回报的热门投资策略。2021年7月17日，景顺长城基金、银华基金(博客,微博)、南方基金、华夏基金、易方达基金、嘉实基金(博客,微博)、华夏理财等多家基金公司的投研负责人、基金经理联名签署了《践行ESG投资，坚持可持续发展倡议书》。

 

为此，上述基金经理提出四点倡议：积极践行ESG投资理念，树立负责任的品牌形象；积极关注和支持我们创造长期价值的公司；积极支持ESG在行业和区域层面的推进；积极助力投资者教育。

 

 

 

CSR与ESG的区别

 

ESG概念的萌发时间晚于CSR，但其出现植根于CSR，二者所追寻的终极目标也是一致的，即企业可以实现长期发展，既为股东也为社会创造价值。但二者也存在下面两点区别：

 

虽然CSR的提出与流行旨在使企业承担责任，但ESG标准使其清晰可衡量，更系统地与业务深度融合。 由于企业部门之间的CSR活动差异很大，因此缺乏可比较的指标。

 

ESG通常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进行量化。投资者和公众更系统地看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

 

对于许多企业来说，CSR只是作为其主要目的和总体业务方向的补充。在比较坏的情境下，它已成为一种营销工具。相比之下，ESG以环境、社会、治理三方面标准为导向，嵌入企业战略的核心，与业务深度融合而不是边缘化。2019年，根据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统计，按收入计算，全球 93% 的大公司已经报告了其 ESG表现。他们认为，披露ESG表现的工作十分重要，ESG已成为他们看待业务发展的核心视角。

 

ESG的作用路径和CSR差别较大。CSR是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出发的。而ESG是从投资者评估的角度出发来反向影响企业管理的。作为一种投资人推动的准则，ESG从一开始就带着希望由此获取盈利并规避风险的基因。这他们要求透明的、以目的为导向的业务实践，并与自己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ESG以终为始，能够指明企业社会责任努力的方向，更加具象化。

 

各评级机构设计出了多个系统的ESG评估方法，据统计，当前全球ESG评级机构超过600家，包括评级公司和非盈利团体，其中以明晟（MSCI）、彭博（Bloomberg）、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富时罗素（FTSE Russell）、道琼斯（DJSI）、Sustainalytics、恒生（HSSUS）等最具影响力。

 

这些数据可以为公司如何对待员工、管理供应链、应对气候变化、增加多样性和包容性以及建立利益共同体的联系提供参考。

 

总而言之，从CSR到ESG，代表着从模糊到清晰，从CSR活动差异较大缺乏可比较指标到ESG标准使企业所做所为更易清晰衡量；同时，从CSR到ESG，也代表着从自发到联动，从由企业自主决策社会责任行为到市场多方共同关注。上述两个历史性转变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两大趋势：政府对企业的重新定位、投资者的要求共同推动ESG等非财务信息披露日趋重要；而在披露标准的硬性要求和投资者、政府、公众的重视下，ESG正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ESG等非财务信息披露日趋重要

 

加强ESG等非财务信息披露已成为各个国家、政府、企业的共同选择。

 

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地区走在世界非财务信息披露的前沿。欧盟于2014年10月颁布的《非财务报告指令》（Non-financial Reporting Directive）（以下简称“指令”）是首次系统地将ESG三要素列入法规条例的法律文件。指令规定大型企业（员工人数超过500人）对外非财务信息披露内容要覆盖ESG议题，但对ESG三项议题的强制程度有所不同：指令对环境议题（E）明确了需强制披露的内容，而对社会（S）和公司治理（G）议题仅提供了参考性披露范围。

 

与欧盟法规条例相比，美国ESG政策法规也格外注重环境（E）这一因素。2015年，在联合国提出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后，美国也相应地在政策法规中做出了回应，首次颁发了基于ESG考量的规定——《解释公告IB2015-01》。《公告》就ESG考量向社会公众表明支持立场，鼓励投资决策中的ESG整合。2020年初，美国金融服务委员会通过了《2019ESG信息披露简化法案》，强制要求符合条件的证券发行者在向股东和监管机构提供的书面材料中，明确阐述、界定清晰的ESG指标，以及ESG指标和长期业务战略的联系。

 

虽然中国与欧美国家相比ESG实践起步较晚，但中国已步入ESG发展的快车道。研究显示，中国已出现对ESG披露的自发支持，领先公司已开始自愿披露关键ESG数据。证据表明，在公司面对多重自愿性框架的今天，强制披露的规定比自愿披露的指导规则更有影响力，也更能提高市场效率。

 

2021年6月28日，中国证监会网站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格式准则。本次修改总体保持了原有框架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的公司或其主要子公司，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披露包括排污信息、环境自行监测方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在内的七类环境信息。强制性规定能够规范术语，促使市场对标现有最佳披露实践，并奖励先响应者和在社会、环境方面表现最佳者。为了提高市场接受度，证监会可在能力建设、投资者教育和同行交流方面对ESG披露进行支持。

 

目前，许多上市公司已经形成每年发布ESG报告的惯例。据统计，自2011年以来，A股上市公司非财务信息报告（包括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管治（ESG）报告、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以及可持续发展报告等）发布数量持续增长。2021年以来，共有1092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2020年非财务信息报告，发布报告的公司数量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数量的25.3%。截至2021年5月31日，沪深300指数成分股中共有255家上市公司发布了2020年度非财务信息报告，发布报告的公司数量占全部沪深300指数成分股的85%。虽然202份报告仍以“社会责任”命名，占已发布报告总数的79.2%，但是59.6%的报告参考了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也有31%参考了港交所《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因此，目前报告中大多融入了ESG的视角，甚至内部直接采用ESG结构进行汇报。

 

事实上，不论是已有比较健全的披露机制的发达国家还是势头正盛的中国，遵循非财务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并积极达成非财务信息披露要求已成为各方共识。总体而言，ESG投资与ESG评价体系的概念在全球投资体系中已较为成熟，投资者在做出决策时可遵循ESG的相关标准，并鼓励所投资的公司遵守和践行ESG的要求。

 

 

ESG正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ESG正成为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其中上市公司因为其受到的高度关注和信息披露要求成为了践行的先锋。ESG在提供了具备可操作性的评估工具的同时，有助于我国上市公司高质量腾飞，转变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

 

明晟（MSCI）的研究显示，从2018年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以来，中国上市公司不断了解、适应ESG评级，评级结果正不断提高，展现了强劲的ESG评级提升动能，CCC级别的公司正在不断减少。

 

与此同时，市场认为在ESG领域表现更好的公司风险较小，因此公司可能受到的资本压力更小。在明晟的世界股票指数（MSCI World Index）中，明晟ESG评级最高的公司相比于最低评级公司出现股价暴跌事件的数量要低三倍。同样，A股中ESG绩效头部的上市公司提升速度高于尾部上市公司，上市公司ESG绩效和股价的相关性显著。

 

根据社会价值投资联盟（以下简称“社投盟”）发布的《A股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价值评估报告—发现中国“义利99”》，沪深300可持续发展价值平均得分创三年新高，2020“义利99”上榜公司平均分比2018年和2019年分别提高0.81分和0.92分，上市公司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这有赖于ESG等非财务贡献显著增长。

 

“义利99”和沪深300社会贡献和环境贡献在2020年达到三年最佳，其中环境贡献的增长幅度超过社会贡献的增长幅度。社投盟研究表明，“义利99”在2018-2020年3A三力各方面平均得分率均优于沪深300。其中，价值驱动表现最优，上市公司能够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到企业实践当中。模式创新有长足进步，头部上市公司正在通过创新发展方式进行产业结构优化，为可持续发展蓄能。

 

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增长离不开具有国民经济支柱力量的上市公司。研究表明，具有更优异的经济、社会、环境综合表现的义利99上榜公司，在疫情应对方面表现更加出色。在7个抗疫维度（战略相应、应急管理、员工保障、多方协同、业务支持、社会援助。环境保护）得分率均更高。其中社会援助、业务支持、多方协同、员工保障几方面的表现最佳，分别比未上榜公司高出17.50%、15.21%、13.79%、12.78%。

 

ESG相比CSR，通过更加清晰和明确的标准衡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更好地带动了投资者、政府、社会公众的参与。而这种共同参与的清晰标准，既给企业指明了完善和发展的方向，又给企业带来了合规的压力，还对表现良好的企业形成了实质激励。因此，ESG正有效推动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发展。

 

结语：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从CSR到ESG，我们看到了商业向善的理念驱动下中国资本市场更加积极地拥抱可持续发展。

 

对上市公司而言，标准的逐步清晰和资本市场联动形成的价值闭环促进了义利并举，从而带动上市公司在提高质量、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良性竞争，而这股浪潮也在向更多的公司蔓延。

 

对投资者而言，更透明的ESG信息披露和更优质的上市公司表现，使投资者能够做出信息更充分的投资决策，而过往研究也已经发现了ESG表现与降低风险、提高中长期收益的正相关关系。

 

对社会而言，ESG的浪潮带动更多资本与公司支持可持续发展，他们将会更加积极地支持实现乡村振兴、碳中和等可持续发展规划。

 

ESG的发展仍然存在诸多挑战。如公司对ESG的过度关注可能损害投资人的利益、公司带来的影响力不清晰等。此外，众多评级、指数、基金公司对ESG的关注和新产品的推出也导致”眼花缭乱的ESG评级让投资者不知所措“。

 

这将会是需要逐步完善的政策、法规和市场实践的空间，也是具有更强目的性、贡献性、可衡量性的影响力投资萌发的土壤。

 

面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我们终将，也必将，践行义利并举，投向美好未来。

 

（《可持续发展金融前沿》）